访谈｜进博会“五届老友”AGC：将深化植根中国的长期承诺******

　　(第五届进博会)访谈｜进博会“五届老友”AGC：将深化植根中国的长期承诺

　　中新社上海11月4日电 题：访谈｜进博会“五届老友”AGC：将深化植根中国的长期承诺

　　中新社记者 许婧

　　作为进博会的老朋友，日本AGC株式会社执行董事、AGC集团中国总代表上田敏裕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通过进博会释放出“向全世界敞开大门”“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的信号。

　　自2018年首次参展，AGC持续借力进博会开放、合作、共赢的平台效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连续五年亮相进博会。

　　上田敏裕介绍说，今年，AGC将以“碳中和”为主线，围绕“AGC创新材料，守护蓝色星球”的主题，分绿色能源、智能增效、多维创新三大板块，展示近40件全球领先的材料产品和创新成果。“我们希望用材料的力量，在EV电动车以及中国倡导的新基建领域，助力发展。”

　　除了现场展出的产品，AGC还带来新的材料项目的落地。上田敏裕透露，本届进博会期间，他将前往景德镇，与当地政府合作落实数字化精密陶瓷3D打印项目。该项目是使用AGC研发生产的新材料"铂丽砂"，依靠3D数字成型技术，经传统瓷器高温烧制上釉工艺，以浮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瓷器艺术崭新类别。

　　AGC的前身是成立于1907年的旭硝子株式会社，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目前已在华发展40余年，深耕汽车、电视、智能手机等领域多年，实现了从产品制造向“制造加销售”的转变。

　　目前，AGC在苏州落地了全球首条大型复杂形状车载显示器盖板玻璃生产线，在深圳建成了世界上最大尺寸的液晶玻璃基板第11代工厂。相关项目把来自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德国等国家的350名技术人员带到中国。

　　在上田敏裕看来，对习惯藏身“幕后”的材料企业而言，进博会是一个能全方位展示自己的舞台。首届进博会上，旭硝子株式会社正式宣布从“旭硝子到AGC”的公司名称变更计划，第二届进博会上又推出了最新的中文名字“艾杰旭”。“AGC在进博会上两次推出新名字，让企业形象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逐渐清晰；进博会这个舞台，也让AGC和我本人结识了很多商界、政界的合作伙伴，收获远超预期。”

　　上田敏裕也注意到，眼下全球经济增速持续处于低位，全球化进程出现“退潮”，但他近几年仍切身感受到中国营商环境的“进化”，AGC伴随并见证着中国的发展一起成长，尤其是近20年，中国从全世界最大的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AGC中国的业务也在发生变化。

　　“长期来看，中国市场仍具有巨大吸引力。”上田敏裕告诉记者，在华外资企业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动向，如果能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相信外企投资会很快增加。

　　上田敏裕2017年就任AGC中国总代表，在此之前他对中国并不熟悉。今年6月，他拿到中国绿卡，“一方面证明了自己被中国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让我坚信搭建连接日中两国的‘空中桥梁’是非常正确的事，将来应该做更多推动日中友好的工作”。

　　“双方有互相了解的机会非常重要，我愿意主动制造这种机会，对话和交流非常重要，唯如此才能解决问题。”展望未来，上田敏裕说，AGC将继续以材料产业为基石原点，进一步深化植根中国的长期承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